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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肥麦熟养蚕忙”

——周武忠《新乡村主义》读后

   秋禾 芸台


         自世界开启工业化发展模式以来,都市还是乡村,哪个更宜人类栖居便成为了一个问题,而且随着全球各地城乡建设的加速度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我国拥有辽阔的南、北方地域,在中、西、东部不同城乡发生的种种差别,更是长期困扰着发展中的中国。那么,出路在哪里,愿景又如何?这不免成为有关学者主动献计献策,乃至积极参政议政的热点课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上海市政协委员周武忠教授,基于其儿童少年时代在江阴农村的生活经验,尤其是风景园林、乡村旅游景观与休闲农业领域的学理,在诸多乡村景观规划建设实践基础上,创意性地提出了“新乡村主义”(Neo-Ruralism)这一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人文设计观,并结合中外有关案例,推出了《新乡村主义——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

全书在“引言”和“后记”之外,共计十章,凡三十余万字,插图百余幅,可谓图文并茂。从内容架构上来看,这十章的内容又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有关理论和理念的阐述,第二部分是对国外和境外乡村建设的介绍,同时也进一步溯源了“新乡村主义”理论,第三部分则是“新乡村主义”的具体实践。而在这三段式的框架之下,又可提取出一条作者对“新乡村主义”概念不断完善的过程。

周教授的“新乡村主义”,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城市化、产业发展特色化、环境景观乡村化的综合规划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乡村性”,即在尽量保持乡村特质基础上的生产、生活及生态三者的和谐共存。“三生和谐论”,对于当今填补城乡差别的鸿沟,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一和谐社会大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来,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核心内容的“三农”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并进行了各显神通的研究。目前已经历了从重点关注政策、经济研究,到结合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设计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再到从理论研究转向理论与实践并重的阶段。

但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家高速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传统的乡村经济,只能无奈地服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农村人口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其他剩余的农村人口。则因种种原因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此情境下,传统的‘三农’问题关注点,从农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迅速演化为以保护农民权益为核心的‘新三农’话语”,如何不断缩小、拉近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让农村人口享受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才是当前‘新三农’的关注点”,为此,如何保障并发展占据我国最大人口比例的农民生计,如何修复“因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制造成的农村经济、文化、环境的破坏”,使得幅员和广袤地域的乡村,能够重构成为生活便利、环境优美、作息舒适的国民宜居家园,如何通过及时关切进而大力保障农民权益,获得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就客观事实而言,当今城乡差别的鸿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内地各级各类城市仍有众多劳作机会吸引着农村人口前往加入,但越来越高的租、购房价,以及工作、生活压力使得其中一部分人决定回返自己的家乡,寻找新的经营方向;二是在城市中长久接受了新高科技、时尚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影响的极少数人众,在收入有余、时间有闲、身体有力的前提下,回应来自内心深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的田园生活呼唤,或农宿休假,或山村养老,甚至租借上一块田地尝试耕种和劳作。

1994年,作者在对其家乡江苏江阴所做的乡村景观改造和自然生态的修复实验中,首次提出了“新乡村主义”的景观设计理念,该理念提倡的是“在规划过程中对城市和乡村的取舍,区域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需要向城市化靠近,而环境景观则需要保持乡村化的独特性”。与哲学、文学上的意义,或是旅游产品、房产促销中出现的类似提法不同,在“新乡村主义”的设计理念中,“乡村振兴”不仅仅指经济发展和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要注重城市和乡村的和谐发展,关注生态环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和谐统一。可见,“新乡村主义”设计理念的提出,是为了应对逐步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下,乡村的发展和突围问题,意在从城市和乡村两个角度分别谋划新农村建设,进而推广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孕育出新时代环境下的中国乡村风貌。

那么,从何入手呢? 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解决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构建出和谐而又整体的生活图景,是周武忠教授所致力研究的课题,因而这部《新乡村主义——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也就成为了其一份阶段性成果。

全书正文的内容分为十章。第一章,总述了“新乡村主义”理论,并简要介绍了国内外的具体实践,提出了“新乡村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发展模式。第二章至第四章,介绍了英国乡村的“自然主义元素”、美国的“浪漫郊区运动”,以及德、法、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北美、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过的休闲农业发展概况及其趋势。第五章到第十章,则是对我国内地“新乡村主义”建设实践的介绍,其内容依次是“乡土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愿景、农业遗产保护、乡村旅游景观及旅游产品设计、田园综合体以及“农业特色小镇”。

大致说来,“新乡村主义”的建设内涵分为四个部分。概述如下:

首先,“新乡村主义”谋求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和谐协调发展。

乡村与城市是两大截然不同的居住共同体,其间的运行逻辑大不相同。乡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必不会是城市发展什么,乡村也发展什么,而是应该共享二者的劳动成果。乡村的农产品、自然风光及新鲜的水和空气供给着城市、吸引着城市人;反之,城市先进的生活设施和技术也可以反哺乡村,达到资源和人员上的流动,而这往往需要政府从中调控,通过政策和立法等方法保证乡村和城市的有序发展。在德国的案例中,乡村旅游的经营业者必须达到拥有住宿型农场等政府规定的详细要求,可以使游客在这里住宿、度假的同时,享受到田园的乐趣,而这样的例子正如同现在国内的“农家乐”(吃在农家、住在农家、乡村生活体验)。

不仅如此,在传统的“农家乐”基础上,为缓解城市居民巨大的生活压力,同时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新型的农场开始出现,如江苏的归来兮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立的“归来兮有机庄园”,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国际慢城境内,不仅可以提供大米、蔬菜等有机食品,更是推出了“地主计划”,允许客户租借0.5亩的土地,可以自己耕种,获得的收成全部归自己所有,圆了不少人的田园梦。但如何使这些新型农场更好地发展,则需要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监督(经济、食品安全、生态保护等方面)。

第二,“新乡村主义”的宗旨是最大限度保有“农业遗产”。

乡村“区域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需要向城市化靠近”,是为了让乡村生活更加舒适和便利,同时尽量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但这并不能以牺牲乡村的特色景观和农业遗产为代价,而要达到“三生”和谐发展。所谓“三生”即生产和谐、生态和谐与生活和谐,作者认为,只有从经济、自然和人三者方面都强调和谐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第六章“中国最美乡村与农业遗产”中,作者强调农业遗产应成为打造美丽乡村景观的文化内核。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农业遗产的定义是:“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建设的钢筋水泥与千篇一律已经饱受诟病,“新乡村主义”建设中要着力保护不同地区的农业遗产,一方面这些系统与景观可以维护乡村内部生态系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乡村原貌的保障,可以避免发展模式单一、表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书中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和江苏兴化的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为例,介绍了农业遗产保护是如何有效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

第三,“新乡村主义”应追求与华夏地域文化相融合。

一个地区之所以有长久的生命力,除了与它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有密切联系外,更重要的是在当地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形成的固有的、彼此认可的文化氛围。正是这种地方文化及其背后的传统,才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纽带。说到底,人们对乡土的温情,不仅仅是来自于对当地草木虫鱼、山脉水系的温情,更是来自于对那里的人以及之间的交往产生的怀恋之情。

作者在第二章“自然主义风景与英国乡村”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英国的造园传统和绘画作品中自然主义的倾向,意在说明文化与乡村自然景观的互相融合与影响。去年暑假时,陪家人去欧洲旅行的过程中,坐着大巴在欧洲大陆上的数个国家之间穿行,常感叹地形的多变:德国多山,尤其是巴伐利亚地区,显得非常冷峻;而法国国土面积的2/3都是平原,分布着有大片大片的广阔草场,使得它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却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农业大国。看着蓝天下的绿草地,眼前不时掠过欧洲特有的草卷,心中不禁浮现起许多经典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的人物和场景,说起西方的乡村生活,这或许就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想象吧。

而我国作为一个具有长期农业传统的国家,自然也不乏这类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唐诗中更是有“山水田园诗”的分类。源自南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派”,和源自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派”,到盛唐时又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形成“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均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为特色,写下了“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屋中春鸠鸣,树边杏花白”(王维《春中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其一》)等生动展现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的佳句。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内,有“稻香村”一处,它与其他各处建筑的富丽华贵不同,此处的田园农舍,自成一派郊野气色,引得贾政有“归农之意”,足可见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墨客,虽身居都市朝堂,仍心系乡村田野之美。但在当下的“新乡村”建设中,较少看见与地方文化和中国“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作者认为应注重传统技艺、挖掘地方名人、活化地方文化,“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脉、地域条件、社会发展等提炼为独特的场所性格,从而吸引人们进入和感知”并以温州的楠溪江古村落为例,介绍了该地是如何以“耕读文化”为创意源头打造田园综合体。

第四,“新乡村主义”的愿景是特色乡村建设。

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要注意结合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建立和维护地方品牌,正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但并非“有”和“优”就是解决一切问题、构建特色的万能药,更重要的是差异性,要将本地区的发展和产品同别的地区,尤其是有相同种类产品的地区区分开来,突出自己的特色。大家一定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验,假期时同朋友和家人出门游玩,走到不同的景点,能够买到的纪念品和土特产却都大同小异,一下子就对正在游览的地方丧失了大部分兴趣。而邻国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特色,“白色恋人”巧克力饼干的例子已经广为流传。实际上,不止“白色恋人”,就连日本各铁路沿线的便当都独具特色,大部分的铁路站点都有自己的特色便当料理,甚至专门成立有全国范围内的便当协会,对料理的品质进行要求,并举办比赛进行评选,促进各地的良性竞争。国内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在发展中也应重视这点。

但对特色的渴求不能仅仅停留在产品和品牌的微观层面上,还应从宏观的层面上进行特色小镇的构建。书中就如何避免小镇建设同质化提出了建议,并介绍了浙江杭州云栖小镇、上海金山枫泾镇等成功案例。

“人,诗意地栖居”,最初来自于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年)的一首诗,后由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进行引用和哲学阐述,意在通过将艺术和诗意注入人生来抵制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的个性泯灭和生活的碎片化、刻板化。

如果将这种艺术和诗意具象化,那么田园和乡村无疑是最好的载体。要使乡村能够建设成为是人诗意栖居的地方,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除政府的重视、商业的资助、合理的规划以外,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有想要将乡村建设成为真正家园的强烈意志,并寻求自然与科技和谐发展的道路。

“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垆煮酒香。”这是祝允明(1460—1527)漫步在苏州西山所见的江南秀色之一。我们必须理性地意识到,在当今中国内地方兴未艾的“新乡村”建设过程中,须得对华夏文化传统有真诚的温情和敬意,推陈出新、洋为中用的“新乡村主义”,才能在大江南北转化为推动“新三农”关切的生产力。

周武忠教授向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李金华副主席赠送《新乡村主义》一书


陈宗懋院士盛赞《新乡村主义》一书的出版适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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